历史学家的历史
有一天，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布洛赫与比利时历史学家皮雷纳一起去斯德哥尔摩游览。皮雷纳提议去新建的市政大厅，而不是当地的博物馆。这有点出乎布洛赫的意料。对此，他解释说：“如果我是一个文物收藏家，眼睛就会光盯住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因此我热爱生活。”布洛赫由此深受启发，认为一个对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漠不关心的学者只能被称为“古董迷”，而不能自称为“历史学家”。这一段轶事可以说是对“历史学家”这一角色最好的说明。从这一个角度出发，历史学家的历史将是一个引人兴味的题目，历史学家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也由此而得到观察。
史学家吴相湘今年9月在美国伊利诺州逝世，而其长篇回忆录《三生有幸》近日引进大陆，可谓适时的纪念。吴相湘，湖南常德人，早年受教于孟森、傅斯年、胡适等名学者，长期从事晚清民国史研究。回顾吴氏为学之途，当以傅斯年的影响为最大。1965年他向台湾大学校长请辞时说道：“我是一切以孟真先生为典型，‘动手动脚找材料’与‘反乡愿’，是孟真先生两大原则，我都尽力去追求。”孟真先生就是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是其提倡的史学研究之基本精神，而他的脾气以耿直敢言著名，曾经不畏强权指斥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故有“傅大炮”之称。
1962年，吴相湘因编纂民国史料惹怒当局，被中国国民党开除党籍。1963年开始，台湾大学校园内逐渐流传对吴的冷嘲热讽，“脾气坏”成为他的一大罪状，吴最终在1965年请辞。1969年，吴在南洋大学再度遭受攻击，甚至辱及其先人，再次愤然请辞。当吴相湘若干年后撰写回忆录时，他这样回忆往事：“我为顶天立地做人，不惜辞卸一般人认为有‘名’的台大、有‘利’的南大教职。不仅没有穷途潦倒，反而由于自由之身，精神愉快，专心研究撰述，实现素志。这是俯仰绝不由人的莫大收获。”从这些事实中不难看出吴身上所呈现的“反乡愿”的精神——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精神是成就具有独立精神的史学家之必要条件。当然，如果不过分强调傅斯年的个人影响的话，那么将观察的视野拉长拉宽，我们就会发现，吴的这种“坏脾气”实质上始于他的早年教育经历：楚怡小学的“个性发展”教育、明德中学“独立自尊”的熏陶、北京大学“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的师训，终于养成吴相湘刚直独立的个性。从吴的成才之路，我们不难生出对陈夙荒（楚怡创办人）、胡子靖（明德创办人）、蒋梦麟（北大校长）等一批教育家的景仰之情和对那个拥有这些教育家的民国时代的一丝向往。
吴相湘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后，最早从挖掘晚清宫廷秘闻起步，其后抗日战争史、民国历史也逐步进入他的研究范围，而且主持编纂了一大批史料丛刊，嘉惠学林。吴既然受教于傅斯年，他的史学研究特点也是秉承傅之研究路数，以探求新史料为特色，可以说是典型的史料派。举例来说，他根据故宫所藏乾隆穿戴与用膳档案，证实乾隆非常宠爱容妃（俗称“香妃”），很注意她的回族特殊习俗；也是运用宫廷秘档以及时人笔记，他对慈禧上台的情况做了仔细考证，并创立了“咸丰辛酉政变”这一专业名词，沿用至今；他又挖掘李鸿章文集以及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指出慈禧并未挪用海防经费去修建圆明园，而修园之费别有出处（鸦片税），等等。不管社会时势如何变迁，个人生活如何变动，吴相湘对他所研究的主题，始终抱有高度的热情和韧性，随时随地注意搜集相关史料。可以说，本书封面所题“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数字，绝非虚语，而是实际写照。谈及搜集中国现代史料，吴相湘说自己“多年以来，注意国内外的出版品与未刊稿，是一继续努力的工作。……年逾古稀，仍多余勇”。对青年后学而言，此种毅力与精神当自有其价值。
实际上，这本回忆录也可以算是吴相湘对青年后学的学术遗言。他细数自己的研究之路，详述每篇文字的来龙去脉，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向后学提供经验。在文字中间，他不时提到这一点。例如，他特地谈到唐氏李宗仁口述史中，李宗仁自己的口述内容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其余大都是唐氏综合各类资料补充和考证而成，其用意是“藉以说明‘忆述’可信程度不高，必需参考比证各种纸上史料，才可得真相。望青年历史学人注意”。这真是经验之谈。布洛赫就曾说过，大多数人对周围事物的认识就象一架蹩脚的照相机，印象失真，回忆必错。胡适曾在 中提醒吴氏写信时要记得写明年月日（很多人会只写月日），吴氏于此也特别“企盼青年朋友注意，将来一旦成名以后，这些信札就是史料”。吴相湘述及孙中山研究，念兹在兹的是对新史料的发掘：“相湘年老，势难等待真相揭穿一日的来临，只有寄望于青年学人。”
吴相湘这种对史料的特别关注，也体现于回忆录中，我们往往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有趣的史实，使我们对他经历的时代和人物有着更多的理解。吴相湘告诉我们，一代军阀吴佩孚晚年隐居北平，不为日本人利诱，坚决不肯出山助纣为虐，其品格甚至赢得敌人的尊敬。西安事变解决之后，陈立夫拜见回到南京的蒋介石，进门第一句话就是问：“周恩来怎么样？”蒋介石回答：“还好，还好。”这则史料是吴1959年得之于陈立夫本人。蒋的回答是敷衍，还是真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回答表明当日周、蒋虽属两大阵营，但个人之间未必就是不共戴天的仇敌。诸如此类的历史细节，往往都迥异于大陆读者所习知的历史。
读完全篇回忆录，我们可以感觉到，撰者吴相湘确实是当日时代风气的产物，也忠实记录了他所观察到的一切。但对于历史学家吴相湘来说，这种记录似乎还未能反映史学家对时代感知的深度。举例来说，他考证清末海防经费并未被慈禧挪用，因此不能成为中日甲午海战失败之原因。那么，甲午海战中国为何失败？吴相湘认为，中国兵舰数量少而质量差，中国海军作战精神与技术不如日本，主力舰大炮数量太少，凡此种种皆是中方战败之最重要原因。这还仅仅是从器物层面上来看历史，而我们知道，中国之所以有近代史上的种种失败，根子是在制度层面——这甚至是当日有识之士的认知。我们也知道，近代史上的改革历程也正是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的变革之路。也许正是因为深度上有所局限，近现代中国的发展无论曲折艰难，还是壮阔发展，这些在吴相湘的笔下，都较难让人产生阅读的快感。也就是说，尽管回忆录中充满了时代的记录，但离流畅感知尚有距离，因为那些文字仅仅是记录——具有明确年月日的事件记录，而不是充满张力的历史叙事。
我们无法怀疑历史学家吴相湘对生活的热爱和投入，回忆录的名称就足以证实他对生活的态度。在众多友人闲话天宝故事、叹息“生不逢辰”时，吴相湘总是独排众议，力倡自己这一代人实在是“三生有幸”。可是，从吴相湘的回忆中，实际上无法证明他们这一代人的“有幸”，而是只能证明他一个人的“有幸”。在逻辑上即是如此，这是他一个人的回忆录，而不是整个一代人的回忆录。民国二十七年、三十七年，吴相湘两次携带巨款奔波途中，安全抵达目的地。这在动荡的时代，实属例外。然而吴氏虽知当日“道上行路难”，犹自断定“社会上一些抢劫案应该是偶然不幸”。这种断定自然也存在问题。那么，为何这位身经民国时代的历史学家未能合乎事实地见证那个时代？
仔细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对照另一位湖南籍历史学家的人生经历，他就是同样经历民国时代的黄仁宇。也许我们可以从吴相湘、黄仁宇的人生经历中得到问题的解答。首先我们发现，吴相湘和黄仁宇的一生经历顺逆不同。吴出身于家境颇佳的湖南旧家，在求学、工作期间也得到多方照顾，因此不曾经历特别困窘的人生阶段，婚姻也是顺利美满。黄出生时，正逢家道中衰，幼年常有饥饿的经验，其后求学、从军、出国，历经波折艰辛，早年甚至因前途渺茫而不敢追求所爱。
谈及人生经历对历史研究的意义，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战争是历史学家笔下的常见题材，但撰者是否亲历战争，则关系所论深浅甚巨。汤因比经历一战，才对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全新领悟，萌生撰写《历史研究》的志向。陈寅恪因在抗战期间困寓香港绝岛，才对宋代汴京被围这一段史事突然有会于心，以前不可理解的地方都“忽豁然心通意会”， “平生读史四十年，从无此亲切有味之快感”。布洛赫表示自己虽然曾经多次描绘过战争场面，但直到亲历一战之后，他才敢说真正理解了“战争”的含义，后来他在二战期间牺牲于保卫家国的运动中。我们注意到，吴相湘和黄仁宇都曾参投身到抗日战争，但两人经历的程度显著不同。吴在1941年到前线担任编纂战史工作，并曾深入敌后办报，鼓吹抗战，但这一切都没有影响他个人家庭生活的安适。吴相湘回忆，即便在敌后，物资充足，物价平稳，还享受了不少美味。他最大胆的行动，仅仅是一次去前线视察爆破队，距敌只有数里地方，不过来往五昼夜，不曾听见枪炮声。黄仁宇呢，他不仅带过兵，辗转于物资缺乏的中国乡村，而且见过敌我士兵陈尸荒野的场景，更曾经历死亡的恐惧（数十年后，他对此仍记忆犹新），后来深入第一线为人当差，遭到狙击手攻击。幸亏他大难不死，不然就不会有日后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多年以后，黄仁宇综合各类资料，细致研究了被视为明亡清兴转折点的萨尔浒之战，揭示明军战败的根源在于明帝国僵化的农业官僚体制。他由此申论，等到努尔哈赤的子孙面对外敌时，同样深受体制之害，鸦片战争和甲午中日海战失利的原因亦在于此。显然，他利用了自己在战争中的体会与经历。
黄仁宇说：“我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他经历了太多的动荡，也因此产生了太多的困惑，研究历史就是为了消除他心中的疑问，而不是仅仅出于兴趣。我们几乎可以断言，亲身经历的不同，决定了吴相湘、黄仁宇历史思考的深度差异。
从黄、吴两人的个人经历而言，我们还注意到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黄仁宇在抗战结束不久就赴美求学，逐步进入历史研究领域，而吴相湘则是在成为历史学家之后，1975年赴美定居。黄仁宇自陈，他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训练来自中国，但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则是赴美之后数十年中发展起来。这样的经历使他不再囿于中国的范围来理解中国史，而吴相湘则显然缺乏这样的机会。从吴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虽然始终刻意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尊，但仍然不免受到当日正统意识的局限，在历史思考上自然稍逊一筹。布洛赫说过，理解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理解历史，不仅需要有自身的纵向比较，也要有国际视野的横向比较；只有这样，才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为什么缺乏进入现代的大突破。按黄仁宇的说法，一个土生土长的学者由于缺乏比较，很难理解大我的生活中所欠缺的东西。很显然，吴相湘正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学者”，因为他的主要学术成就乃至学术思维都在赴美定居之前问世、定型。如此说来，向以独立自尊期许的吴相湘在回忆录中郑重其事提及蒋总统的接见、蒋对湖南人的器重以及湖南人的挺经，就不足为奇了。
走笔至此，不得不推荐另一位历史学家的回忆录，这就是黄仁宇所撰《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在这本回忆录中，黄仁宇在回忆自身经历的同时，回顾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检讨中国革命史，展现了大历史观的诞生历程及其非凡魅力。这一本回忆录，以壮阔的历史叙事称之，当之无愧。
当我们读完这两本回忆录后，我们对历史学家的历史应该会有清晰的认知，也当对布洛赫的观点表示赞同：历史学家，当植根于现实生活——虽然程度不免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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