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作为起义军的克星 孙传庭是怎么输给李自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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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了解孙传庭战败吗?小编给大家提供详细的相关内容。孙传庭作为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克星,孙传庭为什么会败给李自成?孙传庭到底输在什么地方?谁才是第一责任人?

  由于封建制度的局限性,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王朝走到晚期,都会陷入综合性的困境,而明朝的危机来得尤其猛烈。

  在内部,由于政治极度腐败,土地兼并情况空前恶化,皇亲贵族、地主豪绅侵占了绝大部分耕地,再加上天灾人祸的不断发生,导致千百万的农民衣食无着落、只能铤而走险求生机。于是,在天启晚期,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就拉开了序幕,随即愈演愈烈、以至于席卷了全国过半的土地,明王朝的统治基础被撼动;

  而在关外,原本游荡在东北地区的后金强势崛起,持续不断地对中原进行袭扰、掠夺,对明王朝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崇祯皇帝想要挽救局势、渡过危机,必须解决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各种难题。然而可惜的是,以他为首的统治群体虽态度积极,但实际结果却非常糟糕,不仅未能化解矛盾、解决危机,反而导致了矛盾愈演愈烈,最终无法挽回。

  纵观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的表现,我们可以用一个字来总结他的执政特点:乱。在应对大明王朝的复杂危机时,崇祯以及他的助手们毫无章法,谈不上什么大局观,而且还经常举棋不定、自相矛盾。

  首先,他只盯着具体问题,却不能从全盘考虑的角度对根本动刀子。

  崇祯皇帝是出了名的勤政、忙碌,他那些浩瀚的工作,实际上可以分为任免官员、对付后金、清剿起义、处理税务、赈济灾害这五大类;

  然而,我们观察史料记载可以发现,崇祯帝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一直围着具体的问题忙得焦头烂额,在涉及到整体宏观战略时却从没有任何思路,缺乏从全盘考虑的高度去处理问题。比如,对后金是战是和?是否应当彻底整顿税收体系?只是围剿就能彻底清除“流寇”?答案都一样:从没有明确的答案。

  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崇祯帝没有解决根源,只是追着问题开展工作,却发现问题越解决越多、自己越忙越乱。

  其次,朝令夕改,政策没有持续性。

  所谓苛政猛于虎,税收与灾荒是明末农民起义的直接导火索。对于天灾,统治者也许没办法;但对于税收这种人祸,并不是明朝所独有,历朝历代都遇到过这种问题,并非毫无解决办法。

  崇祯自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对于“流贼”,他一方面派兵围剿,另一方面尝试从税制方面加以挽救。然而,纵观崇祯六年至十五年,朝廷基本年年颁布税务政策,但却一直反复无常、朝令夕改,有时宣布追缴欠税,转头却说免除旧税,这种如同儿戏的态度,不仅没有改变老百姓的生存状态,甚至还进一步恶化了人们对朝廷的信任。

  至于后金的袭扰,客观而言,在当时还未对明朝造成根本性的伤害;然而持续不断的被动防御,却牵扯了朝廷太多的精力、人力、物力,进一步加重了税收压力、恶化了中原地区的局势。结合汉、唐、宋初期的经验来看,最好的应对方式,莫过于与当时野心尚有限的后金讲和,以较小的代价换取和平的外部环境,腾出手来专心解决内部问题。

  当时,明王朝内部并非没有这类主张,但面对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键盘侠们,崇祯却没有拿出力排众议的决心与魄力,反而被舆论裹挟着、身不由己地不断做出错误决策。

  其三,明朝不缺人才,但却被折腾殆尽。

  所谓“乱世出英雄”,这句俗语侧面证明了一个道理:中国历史上从不缺力挽狂澜的人才,只是时代需不需要他们罢了。

  而在明朝末期,面对空前涌现的系统性危机,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袁崇焕等名将崭露头角,甚至一度打得农民起义军近乎销声匿迹。然而,明朝廷的战略、制度不但没有成为这些人才的有力支撑,反而成了他们头上的枷锁。

  比如,由于同时要面对内、外两股军事力量,崇祯经常拆东墙补西墙,当后金骑兵没动作时,就调集部队去剿匪;中途金军来袭,赶紧调集内地的前线部队前去迎击。结果,一大批精兵强将疲于奔命,在来回折腾中被耗尽力气、士气;同时却远水救不了近火,东西两线都被抢掠一空,朝廷经济越发困难,起义随之愈演愈烈,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此外,明朝军队的组织存在巨大弊端。公元1639年前,孙传庭、洪承畴等一众名将都没有统一指挥前线部队的权力,只能在限定的区域内各自为战,这就让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总能找到不同防区间的死角屡屡跳出包围圈;

  公元1639年后,杨嗣昌才成了前线最高指挥官,同时还颁布了为之提供政治保障的《钦定保民四事全书》。然而,由于崇祯对将领不信任、人事任命反复无常,各派系官员之间又相互掣肘,导致这一联合作战蓝图没多久就宣告流产。

  因此,以上多方位的问题体现在军事上,就是这样一种怪象:在与起义军的战斗中,明军看似胜多输少,甚至还空前接近过完全胜利;然而,这些胜利的代价是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消耗,而且治标不治本,起义爆发的根源却没有解决。

  于是乎,在朝廷军队疲于奔命时,农民起义军却如同扑不灭的野火一样,一有机会就再度卷土重来,甚至在一次次的锻炼、磨练中越来越强,反过来送给朝廷军队一次次的全军覆没。

  孙传庭的经历,正是上述状况的直观体现。

  第一阶段:临危受命,威震关中

  公元1636年(崇祯九年),被同僚排挤的孙传庭,阴错阳差地当上了陕西巡抚。上任后,他积极募兵、整顿陕西军政、重振明军战斗力,不到一个月就斩杀了据守商洛一带的农民军首领整齐王张显。

  当年7月,孙传庭与上司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密切配合,彻底击溃、俘获了当时的农民起义军领袖——“闯王”高迎祥,紧接着又招抚、击破了多股农民起义武装,到了下一年,关中地区基本归于安定,孙传庭由此声名鹊起。

  接下来的孙传庭与洪承畴一东一西、分区配合,到了公元1638年再次取得了阶段性的大胜。当年4-8月,孙传庭陆续击败、招降多股起义军,失去了援军的李自成部则在潼关南原被洪承畴歼灭殆尽,仅率十八骑突围而走。与此同时,张献忠、罗汝才也宣告投降明廷,几乎让人们看到了平定内乱的希望。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东北警报传来,孙传庭等人奉诏勤王,时局被彻底扭转。

  第二阶段:遭受猜忌,被捕入狱

  公元1638年10月,多尔衮率军大举侵扰,卢象升受命总督各路兵马,关中地区战功赫赫的洪承畴、孙传庭也被命令赴京勤王。

  11月,孙传庭部经过长途奔波抵达河北,并在真定(河北正定县南)等地陆续与清军交手,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战果;然而,由于兵部指挥混乱,各军缺乏配合,明军整体陷入被动。

  到了12月,卢象升在孤立无援中战死;孙传庭临危受命,被崇祯授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之职,并赐尚方宝剑,接替卢象升总督各镇援兵。然而,此时的他,除了手下的关中兵外,实际上已无其他兵可督。

  公元1639年,清军袭扰山东,由于战略上的分歧、责任上的模糊,时任保定总督的孙传庭与担任督察的内阁首辅刘宇亮、关宁总监高起潜产生了矛盾,处处遭受掣肘。但他仍坚持不轻出、严守备、伺机攻的方略,多次邀击清军,取得小胜。

  其间,面对各方面的困难,孙传庭曾多次请求面见崇祯、商讨军事,但遭受高起潜、兵部尚书杨嗣昌的阻挠,难以成行;

  3月下旬,因感冒导致耳朵阶段性失聪,孙传庭请辞总督一职,但崇祯认为他是心怀不忿、推诿责任,连续两次让人核实真伪;

  在这期间,保定府学教谕尹三聘趁机诬告孙传庭,崇祯受杨嗣昌、高起潜等人的影响,轻易失去了对孙传庭的信任。当年七月,他将孙传庭革去职务、逮捕下狱,连派去调查病情真伪的杨一儁也被以“包庇”罪同时遭殃。

  孙传庭在监狱中一待就是三年,这期间,大明王朝的问题不仅未得到缓解,反而进一步加重。李自成、张献忠卷土重来,崇祯的江山每况愈下、岌岌可危。千钧一发之际,孙传庭终于被放了出来。

  第三阶段:困难重重,无力回天。

  公元1642年,被崇祯释放的孙传庭出任兵部右侍郎,其后接替战死的汪乔年担任陕西三边总督。

  赴任之后,孙传庭才发现了一个现实:在自己被囚禁的三年里,形势已经巨变——农民起义军的力量已经今非昔比,明军的腐败无能令人震惊;面对国难,权贵、豪强的自私冷血却越发肆无忌惮。面对这一残破局面,当初自己许下的“五千精锐就可以剿贼 ”的许诺显得那么的不现实。鉴于曾经的部下已经在与清军的战斗中消耗殆尽,孙传庭一边筹集军饷,一边训练新兵。

  但崇祯急于解救被李自成围困的重镇开封,多次催促孙传庭出关救援。10月,孙传庭只好带着训练不足、后勤匮乏的大军出关。虽然在初期以四面埋伏之计取得大胜,但由于连日降雨、粮草不济,急于争抢战利品的明军被李自成各部趁机反攻,在损失了数千人后,孙传庭率残兵奔回陕西。

  回到关中的孙传庭继续招兵买马、训练军队、补充军备。半年内,局面大为改观,不仅军队士气、战斗力幡然一新,武器装备也得到了大幅增强。

  然而,由于目睹越发迫切的形势,孙传庭危机感与日俱增,这让他在练兵期间急于求成,不得不驭下严厉,动辄以军法从事;此外,为了筹备后勤物资,他经常催促当地的地主豪强为国捐献。

  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虽然孙传庭一心赴国难,但在这个过程中却得罪了太多的人。关中豪强、权贵巴不得这位“瘟神”尽快出兵、离开陕西,于是他们造谣孙传庭之所以按兵不动,是心怀不轨、意图养寇自重,朝廷里更是议论纷纷。

  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孙传庭不得不“主动请战”,于公元1643年5月率领各路大军十余万出潼关。然而在出发前,他写给兵部尚书冯元飙的信里表示自己“不欲速战,见上意及朝论趣之急,不得已誓师”,即在崇祯的督促、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兵出潼关。

  这一幕,跟安史之乱期间哥舒翰被逼率兵出潼关的情形惊人的相似,结果也极为类似:明军一度占据优势,但由于连日大雨、条件恶劣,后勤出现了严重问题,粮道也被义军大将刘宗敏切断;孙传庭无奈之下,只好回师迎粮。然而在撤退的过程中,负责殿后的陈永福部官兵擅自逃离,当义军趁机尾随猛攻时,明军全线崩溃,孙传庭仅带着四万残兵退守潼关。

  10月初6日,起义军攻破潼关,孙传庭战死,尸骨无存;戏剧的是,两天后,崇祯帝令他“戴罪收拾余兵,图功自赎”的诏书传来。

  孙传庭战死后,明王朝再无可用之将、可战之兵,面对日益浩大的农民起义军,只能走向覆灭;而可怜又可恨的崇祯帝,则选择了自尽殉国。

  可以说,孙传庭的曲折经历,正是明末那个系统性崩溃年代的缩影。非常时代需要非常之人,面临存亡危机的大明王朝,实际上不缺能够力挽狂澜的臣子,然而在最关键的领导者岗位上,却不具备有魄力、有手腕、有谋略的帝王,只能遗憾的走向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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